第五章 当代小说

　　考核知识与考核目标

　　一、建国初期军事文学的面貌及新时期军事文学的发展：“十七年”的两个小说流派：“双百方针”发表后突破禁区的短篇小说创作；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孙犁、柳青、王蒙、高晓声专题论。

　　识记：1、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

　　2、不同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品；

　　理解：作家、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应用：1、“十七年”两个流派艺术主张之比较

　　答：“十七年”两个流派分别是以赵树理的《三里湾》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或称山西派）和以孙犁的《铁木前传》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孙犁小说艺术特色论P170）孙犁小说人物性格论P170

　　赵树理被人们称为写农民的“圣手”、“铁笔”，特别是对旧思想、旧意识残留比较多的农民，写的更加生动传神，《三里湾》中也是这类人物写的比较丰满。

　　赵树理在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在内容上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写问题。P169页、170页赵树理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在内容上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写问题。早在1949年写的《也算》一文中就介绍过他作品的主题，往往来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1959年他更明确地把自己

　　的作品称之为“问题小说”，那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1958年写的《锻炼锻炼》、1959年写的《老定额》、1960年写的《套不住的手》、1961年写的《实干家潘水幅》都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写的。

　　从对上述作品的考察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赵树理创作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敏锐地捕捉带有本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矛盾，及时地反映正在变革着的现实生活；忠于生活，敢于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反映生活；根据实际生活创作出各式多样的人物，他重视新人形象的塑造，但从不拔高他们，故显得真实可信。

　　赵树理有执着的美学追求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在艺术表现上，他特别重视民族传统和群众的欣赏习惯；在情节结构上，十分注意故事的完整性、连贯性，从头说起，接上去说，有头有尾；在人物塑造方面，注意用人物自己的言行来揭示其性格特征；在具体写法上，注意吸收传统的特别是评书的手法，有“讲故事人”的插叙和交代，作为行文和结构的手段，常设置类似评书中的“扣子”，造成悬念等等；在语言运用上，总是从群众的实际水平出发，高度的口语化、通俗平易、朴实精练面又窘永含蓄。

　　另外，读赵树理的作品，总感到其中充溢着一种诙谐幽默的喜剧色彩；通过人物自作聪明而又弄巧成拙的行为，遍过人物那大词小用、庄词谐用而造成的不协调、不和谐的气氛，遍过富有个性化的绰号，如“能不够”偏爱遍能，“常有理”却常常无理等，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由于赵树理对农民的深刻理解和热爱，对农民身上的不足也较宽容，在对他们的落后思想、错误行为进行批判和揭露时，总是有所理解和期待，鞭挞时往往手下留情，讽刺时带着微笑，这是赵树理具有这一特色的根本原因。

　　赵树理的创作影响了周围一大批作家、如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韩文洲及后来的成一、张石山、潘保安等，他们自觉地向超树理学习，有着相近的政治观、文艺观和创作风格，形成了我国当代文学史第一个文学流派：“山药蛋派”，或称“山西派”。

　　这些作家都自觉地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作家要长期深人生活，强调文艺创作与革命工作的一致性；他们“写农民，为农民”，注重反映人民内部矛盾，较多地写“中间人物”而十分重视新人的塑造；在表现生活时忠实于自己的感受，正视现实而不是采取粉饰、美化的态度。他们有着相近似的审美趣味和美学追求，一切从群众出发，从作品的内容到形式，都力求适合群众的口味，具有民族化、大众化的鲜明特点，语言也以通俗化、口语化为准则。

　　由于无法摆脱的时代和历史的原因，他们的创作当然也存在着某种局限，强调创作直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注目于古代文学和民间文艺的传统而忽视对外来文艺的借鉴等，因而艺术视野不够开阔，比较封闭，不仅影响到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典型形象的创造，艺术表现力也难有较大的发展提高。

　　孙犁，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天津工作，主要作品有长篇《风云初记》、中篇《铁木前传》、短篇集《白洋淀纪事》。

　　1956年写的《铁木前传》，是反映建国初期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之一。所谓“铁木”，是写铁匠和木匠的故事，“前传”，是说故事并没有完，还在发展中，有待于“下回分解”。至于大家关心的“后传”，孙犁表示：“对于热心的读者，相很可能要成为我终身的憾事了”。但《铁木前传》并不使人感到残缺，而是一部完整严谨的作品。它深刻地反映了50年代初农村中走什么道路的严重分歧。孙犁对《铁木前传》的创作动因和作品主题作过这样的介绍：“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孙犁发现了农村新旧生活的变迁和农民心理、感情、性格、命运之间既是本质的又是特殊的联系；他觉得在铁木两代人友情发展变化的故事中可以容纳农村生活旧一章的末尾、新一章的开头。这新旧生活的开头与末尾，就是土改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事实上，作品正面描写的两代人关系的变化，无不与农村中政治、经济、生产关系的变化息息相通，人物感情的变化、人与人的关系由和谐至破裂，都是在合作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作品形象地展现出像黎老东这样的农民，如不清除陈旧的思想意识和摆脱传统习惯势力的话，不仅会抛弃患难之交、而且必将会与整个社会产生矛盾。当然，作品也从他与傅老刚的关系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所发生的“意想不到的变化”中，含蕴着孙犁对人生友情的深沉思考。

　　《铁木前传》不是现成的公式、概念、口号的产物，孙犁重视形象的“生活性和真实性”，作品中那鲜活的艺术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老刚重友谊而明大义的品格令人敬佩；九儿那单纯而丰富、明净而郁结的心灵惹人钦慕、怜爱；那个虽聪明能干而专好玩乐的六儿则让人惋惜。而黎老东和小满儿，更给人无穷的回味：黎老东变得面目全非了，他只顾自己发家而不顾其他，但这又并非秉性贪梦，而是为了攒下家业，遗爱子孙；与博老刚的友谊，一方面是“这样的交情，断绝了也好”，而当他回忆往事时，心里承受的是沉甸甸的痛苦和惭愧，这是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真实人生的写照，而不是某种概念的传声简。至于小满儿更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形象，她年轻、漂亮、能干，充满着热情和幻想，渴望别人的理解，期待着新的生活；但又游手好闲、行为放荡，由于得不到别人真正的理解、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心灵留下的创伤，使她的才能和追求向着消极的方向发展，常常以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50年代塑造出的性格较为复杂多彩的艺术形象之一。

　　《铁木前传》保持了孙犁创作的一贯特色：不是依照社会运动的进程来安排情节，不是直接详尽地描述社会发展变迁史，而是着重于写人物的命运和思想的变化，从人物的性格发展中显示出时代发展的步伐；在塑造人物时注意选择充满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生动细节并且把人物放到一幅幅富有诗情的风俗画中来刻画，极富生活情趣；孙犁自认“我所走的文学道路，是现实主义的，但他在描叙生活事件再现现实的同时，常常分出相当的笔墨来抒发感情，追求诗和散文的意境，创造出特定的抒情氛围，加上他倾心礼赞”其美善的极致“，因而又不乏浪漫的情调和色彩，兼具写实和写意的审美特征。另外，《铁木前传》比之孙犁过去的作品来，似带有更多的对哲理、社会发展规律的思考，从而使作品显得更为含蓄、凝重和精炼。正是孙犁这种追求美的、充满诗意的、透露出清新秀雅艺术氛围的、有着散文式舒卷流畅的结构和叙述方式的独特风格，影响了我国当代的一批作家，特别是50年代前期走上文坛的京、津、冀地区的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浪舟等。他们推崇孙犁、师承孙犁，而且也都得到孙犁切实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于是形成了一个以孙犁为核心的被称之为”荷花淀派“（或称”白洋淀派“）的作家群体。

　　这个以孙犁为楷模的创作群体，在50年代，以青年人的单纯和热情，向文坛送上了《青枝绿叶》、《运河的桨声》、《瓜棚记》（刘绍棠），《七月雨》、《鸡鸭委员》（从维熙），《鸭子》、《作画》（韩映山），《花花轿子房》、《引力》（房树民）等作品，他们大多描绘冀中人民的生活变迁、民倩风俗和英勇斗争，描绘白洋淀、北运河、冀中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他们礼赞我国人民优良的传统、纯美的心灵、淳朴的人生，他们追求诗的意境和散文的韵昧，他们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而又在其中渗透着浪漫主义的气息“……他们的作品如白洋淀似的明净、清澈、如荷花般的洁雅、清香。

　　但这个创作群体没有得到根好的发展成长，乃至我国当代文坛是否存在一个“荷花淀”文学流派，至今认识并不一致。孙犁直至80年代初再次展开“荷花淀”派创作的讨论时还认为“这个所谓的流派至少目前还没有形成。将来能不能形成？我看希望也不会很大”。的确，50年代初期，上述文学青年主要还处在学习模仿阶段，还未有自己成熟的风格，1957年后，刘绍棠、从维熙等被迫中止了创作；进人新时期后，虽有一些学习孙犁、风格近似的新成员加入，然“旗手”已几乎不写小说转而写散文，重返文坛的主将如从维熙的作品，格调已迥然不同，荷花的形影已荡然无存。所以这是一个旅途坎坷的流派。一个没有充分发展的流派，一个类似“草色遥看近却无”式的流派。

　　2、新时期军事文学的突破性发展P480页

　　答：军事文学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审美属性的文学领域。建国初30年军事题材的小说曾在50年代末形成过一次浪潮，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战争，展示了血与火交拼的宏伟画卷，不但具有开拓意义，也为此后军事文学的发展莫定了基础。此后，由于各种禁戒、新时期军事文学一度比其它题材相对冷清、沉寂。徐怀中的《西线轶事》、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的问世，冲决了“左”的思想堤坝和艺术藩篱，有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迎来了军事文学创作的第二次浪潮、标忘着新时期军事文学的真正崛起。

　　徐怀中，1629年生于河北省峰口市。1945年入伍。1950年去西南军区文工团工作。1954年出版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十五棵向日葵》、《雪松》、《卖酒女》、《阿哥老田》等短篇小说。195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1959年发表电影文学剧本《无情的情人》、引起强烈的反响，但嗣后受错误的批评，以致辍笔多年。跨人新时期以后，他发表了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人民文学》1980年策1期），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西线轶事》的续篇《阮氏丁香》、中篇小说《一个没有战功的老军人》、《没有翅膀的天使》等相继问世。“徐怀中是一个情感型的、表现性的作家。”‘他热情讴歌人情美和人性美，擅长开采蕴藏丰富的心灵矿藏，其作品节奏徐缓，格调清新素雅。

　　《西线轶事》摒弃了过去战争文学的模式，拓展了军事题材创作的艺术空间，给军事文学注入丁新的美学观念，突破了以往军事题材作品表现战争和军队生活比较狭窄的格局。徐怀中在《爬行者的足迹》一文中说：“炮火硝烟只是战争之树的树冠，是一眼就看得见的。而一棵树，据说在地面下的根部和树冠一样大小，如同它的倒影。……我以为只有透过硝烟炮火，把笔触伸展到战场以外，伸展到社会生活的‘根部’，才足以显现发生这场战斗的特定时代，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作者没有正面招写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以战争进程为纽带，在广阔的背景下，写出了战场内外、军队与社会、现实与历史的联系，这是新时期军事文学社会化趋向的开始。

　　《西线轶事》在战争这块画市上，成功地勾勒出新一代军人独具异彩的形象。作者没有对人物去作“净化”处理，而是充分展示人物的多边立体化，更切近生活中有生命的实体。刘毛妹的形象表现了80年代青年军人特有的风采，他带着时代的烙痕来到军营，表面上的冷漠、孤傲，放任不羁的举止，埋藏于心底如炽如焚的忧患意识，在他的性格中形成冰块与热流的冲撞消融、阴影与光亮的混杂交织。他是经历了10年浩劫、敢于正视现实、勇于思索的青年一代的代表。这位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青年、在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悲壮时刻，充分显示了自我复归以后主体性格的刚强。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透过他冷漠的外表，挖掘内在的火热的岩浆，没有洗去刘毛妹的本色、个性，而是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在《西线轶事》中，作者从琐闻铁事的独特角度，观察和发掘生活的情翅美。把电话班的女战士故在男兵连里，使她们处于具有特殊格调的天地里，这些男女青年战士之间的感应现象，强化了绿色军营的生活气息。作者没有把女电话兵写成完美元缺的天使和可以遇难呈样的神灵，而是人，是初上战场的年轻女兵，并把她们放在血与火的烘烤中锻炼成长，得到美的升华。

　　《西线铁事》借鉴了苏联当代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总体构思上的一些方法，但又有所创新，富有诗意。

　　《阮氏丁香》是《西线轶事》的姊妹篇，它真实地描写了越南女俘阮氏丁香的命运及其心灵变化的历程，充满了人情味。作者力图把正续两篇既有联系又可独立的文字，“作为两面小小的屏幕，放映出战争双方各自不同的，有着历史纵深感而又是真切细微的社会图景”，这种尝试显然是成功的。

　　《西线铁事》的出现，扭转了新时期之初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一度沉寂的局而，为军事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与生机，不仅拓展了军事题材创作的艺术空间，而且给正在复苏的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美学风范。

　　李存葆，1946年生于山东省五莲县。1964年入伍。1965年开始创作，现已发表诗歌两百余首，中篇小说、报告文学40余篇。其中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十月》1982年第6期）和《山中，那十九座坟》，分别获1981一1982年和1983一U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如果说、徐怀中的《西线扶事》在创作实践上为塑造当代军人的形象闯出了一条新路，那么，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则冲破了军事题材的“雷区”，开拓了军事文学的新领域。

　　《高山下的花环》在军事小说社会化的发展进程中做出了新贡献。军队生活始终与整个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建国初30年一些军事题材的小说，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视野狭窄，近乎成了一种孤立的“军营文学”。《东方》、《西线轶事》的作者对军事小说的社会化作了有益的尝试，《高山下的花环》则另辟蹊径，把带有各种社会因素的人集中在战场上。在写军人生活时处处观照它与整个社会脉搏的联结与感应，把军营与社会结合起来，在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的描绘中，贯穿了军营与社会、军队与人民、现实与历史的广泛联系，使作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在作品中，赵蒙生战前的心理和表现与复杂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梁三喜的遗书催人泪下，浓缩了时代的特征，展现了深广的社会内容。作者还通过梁三喜和赵蒙生而家悲欢离合的戏剧性描写，揭示了老区人民与军队的血肉联系，升华出“人民——上帝”这个庄严而神圣的主题。这种在小说中注入纷繁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写法，超出了‘军营文学“的旧格局。扩展了小说的社会容量。

　　以严谨的现实主义态度，大胆触及军内矛盾，是《高山下的花环》的又一重大突破。军旅生活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特殊的投影，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同样可以在这里体现和折射。可是长期以来军事题材的创作大都采取了不正常的回避态度，以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李存葆说：在写这篇小说时、“生活交给我的那些素材的‘负荷量’沉甸甸的，使我不能把它写得不疼不痒，这就遇到如何写军队内部矛盾的问题。”作者的胆识与魄力，就在于坦率真实地揭示了军内矛盾。吴爽施展的“外交才能”，赵蒙生战前的“曲线调动”，梁三喜血染的欠账单，靳开来为国捐躯不能立功，导致薛凯华无谓牺牲的两发臭弹，这些矛盾早在和平时期就已滋长蔓延而被厚厚的假象蒙蔽着，一旦在战场上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其矛盾便极度激化并呈放射状爆发。正是那种围绕着军队生活矛盾所展开的生活画面，那种在矛盾中所透视的军人的苦乐观，使我们领略到只有中国军人才具有的坚韧、顽强、英勇和崇高的内在力量。

　　成功地塑造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当代军人的英雄群像，也是《高山下的花环》的重大突破。战场是军事艺术家导演悲壮话剧的中心舞台，军人英雄主义献身的主要场所，人性美与丑、勇与怯的试金石。作者在人物塑造上，摒弃了“神化”、“净化”英雄的倾向，不是把英雄写成超凡脱俗的神，而是作为普通人加以刻划，在血与火中铸造了一组浮雕：有克己奉公、血洒疆场的梁三喜，有被战争唤醒了爱国心与责任感的赵蒙生，有性如烈火的“甩帽将军”雷军长，有智勇双全的“小北京”薛凯华。在这组浮雕中，寓热于冷的靳开来是一个独具个性的人物。“说着怪话，做着好事”的特点把他与同类人物鲜明地区分开来，他别开生面的“牢骚”，把幽默、直率、粗鲁、尖刻、机智融为一体。靳开来的形象突破了英雄的模式，有其不可替代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是军事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作者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强化和丰富了徐怀中对军人形象塑造的贡献。

　　总之，《高山下的花环》具有悲壮、祟高的美学风格，它以英雄悲剧所特有的冲击力撼动人心，催人泪下。不仅使我国军事文学有了重大突破，也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李存葆的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茎》再次激起了审美主体较为强烈的感情共鸣。在描写“文革”现实的军事小说中，尽管出现了《将军吟》、《秋雪湖之恋》等优秀作品，但作为整个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来说，在10年浩劫中其纵横交错的矛盾冲突，却远没有通过文学形式充分揭示出来。李存葆回头把准星定在已结束的“文革”历史上，展现了一只具有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渡江第一连”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所经历的磨难，通过军人们的某种整体性毁灭，揭露和否定“文革”，把那荒唐年月中存在的严峻事实艺术地演化为悲壮苍凉的悲剧。

　　作者深人探索造成悲剧的根源，把“龙山工程”与整个时代作了寓意上的沟通，把英雄连队所遭受的磨难与人民群众的不幸际遇作了本质上的印证，在更加宽广的时空领域，发掘和深化悲剧题旨。山中的19座坟茎，充满了无声的悲愤和抗议，控诉着动乱年代对人性的摧残，隐喻着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

　　李存葆的作品在美学风格上是英雄悲剧，在谋篇布局上则遵循了戏剧化的原则。《高山下的花环》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茎》都场次分明，从矛盾的开端、发展、高潮到结局，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前者巧合的人物关系在闭锁状态下，使矛盾得以解决，后者戏剧式的框架里、对人物的塑造有时掩没在对故事完整性的描述中，创作意念过于直露，相应地削弱了艺术形象的美感作用。

　　《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的问世，为军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一批新作相继涌现，标志着新时期军事文学在现实主义深化的轨道上开始腾飞。

　　3、小说艺术特色论

　　柳青小说艺术特色论P226 柳青小说人物性格论 P226

　　随着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入，长篇小说创作到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出现了史诗化的追求趋向，《创业史》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作之一。《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作家柳青（1916—1978）从50年代后期直到“文革”都一直致力于《创业史》的创作。这部作品原计划写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第二部写初级社，第三部写两个初级社，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的联合，即高级社，构思比较宏伟。作家想通过这四部作品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全过程。由于种种原因，作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计划，只写成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上卷及下卷前四章。仅就相对完整的第一部来说，《创业史》也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所以，它一直被人们称誉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著作。

　　《创业史》锚写的是一个深刻而富有时代意义的主题。作品反映的是50年代初我国农村的一场巨大历史变革——集体所有制取代个体所有制。小说通过渭河平原下堡乡蛤限滩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及第五村人们在合作化运动中思想，心理和行动的锚写，指出了在当时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矛盾的情况下，进行互助合作运动，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强输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始限摊，作为当时中国农村的缩影，它不仅形象地展示了农村社会主义创业初期的历史风貌，而且广阔地凝缩着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党内党外、家庭邻里的各种思想冲突。梁家父子旧时代创业的辛酸与惨败，不仅概括了旧中国农民长期的历史命运与生活道路，而且预示与映证着新时代创业的希望与可能。公有制与集体化，使农民找到了一条共同创业的道路，这不能不使他们发生思想心理的变化。“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是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主题的历史深度使小说获得了内容的史诗性。

　　《创业史》的成就还表现在它塑造了众多的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其中，梁生宝形象的塑造最为突出。梁生宝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一个平凡而又高尚、踏实而又有理想的农业合作化带头人。在他身上，普通农民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平凡、勤劳、朴实、淳厚，“他不是那号伸胳膊踢腿，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角色”。生活的严峻磨练，培养了他的顽强坚韧与老成持重，也培养了他对苦难兄弟乐于相助的美德。而作为经过党教育培养的农民新一代，他身上的传统基质又升华为新的优秀品质：胸怀开阔、克己奉公、无私正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梁生宝的另一性格侧面是忠于党的事业和党的利益。作家曾明确宣示：“我根本没有一点意思把梁生宝描写为锋芒毕露的英雄，……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到郭县买稻种，进山割竹进行生产自救，整顿互助组，吸收白占魁入社，都是从党的事业着想的，表现了梁生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忠实儿子的可贵品质。梁生宝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

　　梁三老汉是评论界公认的最为成功的形象之一。这是一个勤劳、务实、耿直而又思想守旧的老一辈农民形象。作为一个老式农民，私有制观念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使他因循守旧，对梁生宝走合作化道路不能理解、甚至反感；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旧社会艰难的创业经历和新时代给予他的美好印象，使他本能地在精神上与党和政府很贴近，作家通过描写梁三老汉互相矛盾对立的双重性格，一方而写出了私有制对老一代农民的影响之深，另一方面又写出了党对他们引导和帮助的重要性，从而证明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道理。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真实再现了老式农民告别私有制，接受公有制所经历的艰难、痛苦的思想历程。这是一个真实度、典型性非常高的形象。

　　小说中其他一些人物，如郭振山、郭世富、姚土杰、高增福、冯有万等也都是极有个性的形象。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的史诗性追求最主要就体现在：它善于从史的角度描写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广泛的历史依据，从而写出了人物性格的深度和厚度。

　　《创业史》在艺术上有这样几个特点：（1）艺术构图深广宏阔。小说的空间视角广，围绕梁生宝而交织的多重复杂的矛盾不仅构筑了那个特定时代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且还通过改霞进工厂，梁秀兰与杨明山的爱情，把蛤摸滩的农业合作化与当时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起来，构成了小说宏大的生活画面和历史背景。与广阔的空间视角相一致，小说的时空跨度长、第一部不仅再现了互助组从建立、发展到巩固的全过程，而且通过“题叙‘和”结局“，叙述了漫长的创业历史的演变脉络和未来走向。时空跨度的延展，增强了小说的历史厚度，也加深了小说的思想境界。（2）艺术描写细腻多姿。在人物描写上，作品非常细腻地描写人物的生活经历和独特命运，同时又很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对照关系，描写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小说中细腻的心理描写，获得了较高的赞誉。在环境描写上，作品细腻地描写了陕北农村的自然风貌和生活习俗，写出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3）抒情议论深沉精辟，小说在叙述一些重要的情节和感人的形象以及独特的心理之后常常插入一些隐含深沉情感和哲理意蕴的抒情议论文字，这些文字不仅凝结着作家对人物、事件、生活的褒贬评判，成为形象、情节的补充，而且，又由于其哲理意蕴、思辨色彩较浓，增强了作品的诗趣，调节冲淡了叙述描写的冗长和乏味。

　　王蒙小说艺术特色论P184 王蒙小说人物性格论P184

　　党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大大地解放了作家们的思想，在努力探索、创新的同时，也严肃地反思了以往创作路子的狭窄、感受生活的肤浅，对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深感不满。而“干预生活”的创作主张，把作家们注意力引向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研究，正如王蒙所说的“随着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对于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基于我们对党的赤诚的爱，当然包含着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和不尽切合实际的要求，我们也正视了生活中的一些消极因素，我们也曾尝试把自己的幼稚的观察和思考的果实交给党、交给人民”，基于此写出了一批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在题材上有重大的突破和拓展。也正因为这些作品贴近现实，既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也写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使作品在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方面比单纯的颂歌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这类小说，所注重的是小说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模拟、反映的功能。客观的、冷静的写实风格，自然会将作者的主观意图和愿望有机地渗透到所叙述的对象中去，从面产生强烈的理性色彩，直接诉诸人们的理智思索、使之达到对现实生活的本质认识。因此，注重小说的写实功能，强调小说创作的社会客观性，突出小说的理性审美色彩，就成了这类小说创作的主要特色。‘这类小说的代表作有何又化的《沉默》、南丁的《科长》、耿龙祥的《入党》、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荔青的《马端的堕落》、李准的《灰色的帆蓬》、李国文的《改造》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王蒙1934年出生于北京，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9年调青年团北平市委工作，1953年开始处女作《青春万岁》的创作，1956年9月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7年这位年轻的布尔

　　什维克被错划为右派，后下乡劳动，1963年又去新疆，1979年调回北京。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塑造了刘世吾这一艺术典型。对这一人物，王蒙曾表示：“如果冠以‘官僚主义’的称号，显然帽子的号码与脑袋不尽符合。”这并不是说刘世吾不是官僚主义者，而是说作品的意义不仅仅是描绘了官僚主义者的嘴脸，更在于剖析了刘世吾这样一个革命意志逐步衰退的领导干部的复杂灵魂，表现了他是如何从一个革命者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的。这位党的某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并认为这是党工作者的“职业病”，他由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变成了思想冷漠的人。他有句口头掸：“就那么回事”，他似乎什么都了如指掌，也什么都看透了，他对工作中的缺点，干部中的问题，不是看不见，而是无动于哀，失去了理想，随波逐流；失去了热情，冷漠疲塌。“于是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曾这样教训积极解决麻袋厂存在问题的林展：“青年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作一个党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青年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这也许正是林震的弱点，但指责青年人的热情为一种虚妄，却是荒唐的。表明了他不是用理想来改造现实，而是用现实来否定理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思想蜕变，刘世吾这个人物还善于找出种种理由，诸如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啦，条件不够成熟啦，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啦等等，把自己的官燎主义作风和蜕变的灵魂挽盖起来，正如作者借赵慧文之口所说的那样：“他们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王蒙在塑造刘世吾这一形象时，坚持从生活出发，并没有对他作简单化的处理，也写出了他对昔日斗争生活的怀念，对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写出了一旦“条件成熟”后雷厉风行的果断行动，他不是绝对化了的坏人，表现出作者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

　　相对地说，体现着青年王蒙“神圣的憧憬”和美好的理想走进组织部的青年人林震。则刻画得不够丰满，显得幼稚和过于单纯，复杂的感情世界表现得不很充分，也缺乏独特的个性。35年后的王蒙谈到林震时说：“他对生活、对社会的看法，是相当简单化的。有些地方其至是一厢情愿的、自以为是的推断。”‘这一形象塑造得不很成功，固然有作者认识上的原因，也由于当时这类形象自身还不够成熟。

　　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触及现实问题一样，《灰色的帆蓬》嘲讽了见风使舵、阿谀奉承、谎报情况的思想作风；《科长》揭示了一个只知揣摩上级意图、唯领导之命是从的“磕头虫”式的角色的可卑灵魂；《沉默》、《入党》、《改选》等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工作中的官燎主义、命令主义、家长式统治等不良的工作作风。尽管这一批青年作家“是很温和地、脉脉含情地对我们党内、领导机关内和人民的头脑内的一些令人不快的东西进行批判的初步尝试”（《香草集。序》），但仍能表现出他们深沉的忧思意识相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50年代文艺创作的可喜收获，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化和发展。

　　高晓声小说艺术特色论P5024 高晓声小说人物性格论P502

　　新时期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农村经济的活跃和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激励着一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作家的创作激情，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写正在变革中的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必然趋势以及这种变革在经济领域和人们的精神领域中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农村改革小说。与反映城市工业改革的小说相比，这类作品在形象塑造、思想意蕴、美学情趣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追求和表现。因而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1980年到1983年前后是农村改革小说创作的早期阶段。作家注重描写农村经济给农村和农民生活命运、农民的精神面貌带来的可喜变化。何士光的《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是反映农村改革后农民的历史命运发生巨大变化的短篇力作。长年累月的贫困生活，使冯么爸这样一个壮实汉子忍辱含垢，“人不人鬼不鬼”地活着。农村改革使他从可怕的穷困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同时也赢得了精神上的独立，恢复了人的尊严。他在临场作证中终于找到了失落多年的自身价值，他对曹支书和罗二娘的痛斥怒吼，更像一声春雷，宣布了他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小说写事集中凝炼，内涵丰富，意蕴深沉。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著称的中年作家张一弓也创作了农村改革小说《黑娃照像》（《上海文学》1981年第7期），这个短篇由一个普通农家养免的平常生活现象中发掘出丰厚的社会内容，表现了党在农村实行新经济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及农民心理上引起的变化。梁晓声的《张六指的“革命”》（北京文学1983年第9期）透过色彩纷呈的生活现象揭示带有普遍性的新矛盾，表现了变革中的中国农民的深厚的乡情和人情，穷则相濡以沫，达则提携相助的传统美德正从他们那儿得到发扬光大。张一弓的中篇小说《火神》《小说家》1983年第3期）塑造了一个精明强于、眼界宽、心路多又带有“野性”的山里人形象郭亮。他自办硫磺厂富了以后，慷慨地救助困难户。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光彩。楚良的中篇小说《玛丽娜一世》（《长江文艺1983年第9期）的主人公马腊腊是一代新型农民的雏形。她在农村经济改革中一心为争得个人独立的人格而斗争。这些作品的相继出现，向我们展示了农村现实生活的种种变动，开创了农村改革小说创作的新局面。促大体的格局还只是在过去的创作方式中作了一些微小的变化和补缀。选取生活的角度有了改变，抒情的氛围和作品的感染力有所增强，开掘生活的深度以及由此带给读者的深层思考则显不足。

　　上述作品多是从横向上展现改革年代农村风貌和农民命运的转机；而在新时期复出的，并以农村作为自己的艺术领地辛勤耕耘的高晓声，他的作品是从纵向上对农村变革和农民命运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剖析。在《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系列”等作品中，他对国民性的深入探讨，对农民历史命运的深层思考，使他成为继鲁迅、赵树理之后的又一个农村小说的铁笔圣手。

　　“陈奂生系列小说”中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1983年4月被花城出版社以《陈奂生》为题结集出版。主人公陈奂生是一个文学价值很高的典型形象。一位著名当代文学评论家惊呼：“陈奂生是近年文学中真正称得起艺术典型的人物”，“陈奂生是近年我国文艺创作中较早出现的、少有的、天才的艺术典型”。这个艺术形象深刻地概括了新中国30年的农民的命运。特别是突出了农村改革全过程中农民心理变化的全过程。陈奂生诚实而狭隘，善良而幽默，忠厚勤劳而又颇带阿Q相。长期的大锅饭式的农村经济体制使他的主人意识逐渐淡漠乃至消失，在生活中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做“漏斗户”时生活拮据难堪，“上城”发迹，“转业”凯旋，他的身价猛涨的背后是一片自欺和被人所欺的假象，下决心“包产”时用眼泪和自己的过去告别，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陈奂生的道路从离开土地到回归土地，意在说明农民的本份还在土地上。这与蒋子龙的《燕赵悲歌》形成强烈反差。高晓声在这里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农民问题是独特的中国式的，即具有小生产者历史因袭重负的陈奂生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民转变。小说内容的深沉得力于陈奂生形象的深刻性、丰富性、真实性和独创性。

　　与以往的农村题材小说不同的是，“系列小说”着力描写长期小农生活中的陈奂生在改革大潮面前的困惑以及各种复杂心态，表现他在这种新形势下的心理碰撞和心态变化。高晚声的笔触直指小说主人公内心的深层世界，反思的意味极强。由此，作家画出了一个活的灵魂。通过‘系列小说“对陈奂生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刻划，从而揭示了人物灵魂的复杂性、多面性，以及人物灵魂的演进过程，由于作家把这种人物灵魂的揭示与农民的历史命运的演变历程紧密结合，从而绘制出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使人物形象凝聚着厚重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有评论家说：”我们认识了陈奂生，从而认识了一个时代。“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从鲁迅到赵树理到高晓声，他们都在塑造农民形象上取得很大成就。鲁迅在自己作品中，塑造了中国旧式农民病态的复杂灵魂，”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使人感到忧愤深广，赵树理以朴素直观的方式，反映农民命运的转变，他笔下的人物以善恶对立的形式分别体现在不同性格中，人物个性鲜明单纯；高晓声对农民历史命运的思考，由外在的生活命运，进入内心的矛盾冲突，他对农民主题的历史感决定了小说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三位作家塑造的一系列中国农民形象，从纵的方面看，恰好构成了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农民的命运发展史和灵魂演进史，陈奂生在这组人物面庞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高晓声自己总结塑造人物形象成功的：一是“将特定人物放到最有利于表现他的环境中去表演”，二是“选择有特征性的事件、细节去表现这个人物”。此外，他娴熟的白描技巧，精辟的心理刻绘，幽默深沉、寓庄于谐的笔法，简练、明快、传神的语言特色，构成了一个“高晓声风格”，而尤以深邃的现实主义精神震撼人心，“单线型”的小说系列，包孕着“多义性”的主题内容。

　　“陈奂生系列小说”艺术上并不整齐划一。《陈奂生上城》以其对人物外部动作和内心的细致刻绘，以改换位置把主人公放人不和谐背景和环境中去表现所产生的强烈的艺术效果，名列傍首，《陈奂生转业>>以情感沉稳、结构自然、笔触宽广见长；《“漏斗户”主》、《陈奂生包产》等，或因非情节因素多，或因仅着力于人物的心理描绘，艺术上逊于前两篇。

　　至此，高晓声在《书外春秋》一文中宣布“陈奂生已完成历史使命”，让陈奂生向读者告别。但进入90年代以后，他又为这个系列小说写续篇了，这就是短篇小说《陈奂生战术》（《钟山1991年第1期）和中篇小说《陈奂生出国》（《小说界199I年第4期）。在这两篇小说中，作者更加充分、娴熟地调动和施展了他讲故事的才能，并使主人公的典型性格基本上与他过去塑造的陈奂生形象一脉相承。时代发展了，环境变化了，却丝毫没有动摇陈奂生固有的稳定的根性，这或许也是小说的一种缺憾。

　　此后，高晓声的小说创作做出了新的探索，他不时偏离现实主义的轨道，发表了诸如《山中》、《鱼钓》、《绳子》、《飞磨》等等一些象征小说和荒诞小说，表现了作家不停顿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