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雇员这类打工族自不必说，如果揣摩不透老板心思贸然休了假，那等着你的很可能是丢了饭碗——休假得老板“良心发现”。即便是休假制度执行多年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想无牵无挂地享受休假同样是奢望。

 没错，单位年年都动员、鼓励员工休假，然而真的执行起来，限制条件不少，得靠自己去梳理，去协调。“只要能把工作安排好……”这是“休假”前面最常见的定语。比如，现在员工都是定岗定责，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休假离开了，就得同事帮忙补你的缺。于是，休假就一定要欠人情，因为别人为你做了分外的事。当然，如果有条件，你也可以把休假期间的工作提前做了，但这种“预支”往往会不尽如人意。于是，就有了许多人“有假不敢休、有假不好意思休”的尴尬局面。而且，即使勉强休了假，一个原本应该连续享受的完美时间也经常无奈地被分割得七零八碎。

 在一些发达国家，有着完善的休假制度，享受假期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内容。意大利人每年平均休假长达42天，相对较短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年平均休假也有28天和37天。前不久，德国财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号召德国人牺牲假期，竟招致激烈批评，甚至出现要求其辞职的声音。可见，休假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应该说，能否充分享受法律赋予的“休假权”，是衡量一个政府执政人性化程度的重要尺度。作为福利制度的一部分，据说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单位都建立了符合国家规定的休假制度。然而，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惠及绝大多数人群，就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最近读到一则新闻，说美国一些大公司为“迫使”员工尽可能充分地休假，竟然采取在假期歇业的极端做法；如果员工没有休完假就回到公司，公司电脑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其离开。美国人的做法也许并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光有一个制度框架是不够的，必须填充进真能让人们休成假、休好假的实实在在可以操作的配套办法，否则“休假权”对大多数人就只是“空头支票”。

　　谁来为带薪年休假买单？

 1994年我国《劳动法》写进了劳动者享有带薪年休假的内容后，就国内所有用人单位的总体情形看，实际执行得并不普遍。有法律专家认为，国务院至今还未按照这条法律的要求制定具体的执行规定，因而使其还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

 但是，并不是所有单位都没有带薪年休假。一般来说，年休假已成为制度并执行得比较到位的，多为国有机构，尤其是吃政府财政饭的国有机构，有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出台了强制休假的规定。而在企业，除了一些大型的外企，真正能够实行年休假的并不多见，在很多中小企业，甚至根本就没有带薪年休假的概念。

 人们认为，休假本是劳动者应该享有的一种权利。然而，这种权利的落实，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一纸法律，其最重要的，是要有休得起假的钱。一个人去带薪休假，工资得有人给，留下的工作得另有人做。说到底，总得要有人为休假买单。

 说到这一层，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职人员休假最易落实了。因为有财政这个可靠的资金来源，而且没有人会为了多花了这笔钱心疼。要是因为休假影响了工作，休假的人和其供职的机构也未必忧心。一个正在办理项目审批的官员依法休假去了，着急的只能是待批的申报单位。而在企业，情形就会完全不同。我们不去谈论那些财大气粗的垄断性行业，单说那些在市场上苦苦打拼的竞争性企业，对于休假而带来的支出增加收入减少不可能不做算计。当然，有钱的企业也未必愿意安排员工带薪休假，它们对于休假的态度会是千差万别，但没有钱的企业对待带薪休假却都是一样的：想都别想。

 因此，如果不把带薪年休假作为一种法定强制休假的话，恐怕很难有大面积的实施。带薪年休假强制实施，在竞争性企业之间无不公平可言，从此它们必须都增加这一预算。但在财政预算的国有机构和企业之间，则有问题需要讨论。前者是财政出钱，说到底是纳税人买单。后者作为最大的纳税人却要因此增加支出减少收入，全体都要自己买单。有企业说了，凭什么呀？难道带薪年休假是员工的基本权利吗？

 这就是我们必须讨论清楚的问题。如果把带薪年休假法定为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像周末休息、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险等等一样，那就必须强制执行。如果我们实在还不能将其界定为一种基本权利的话，那就只能提倡而不可硬性实施。

 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归根结底不是由法律决定的，更不是照着别国的样子来决定的。除了保障人的生存与劳动能力的基本生理需要之物质供给外，尚取决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态。宏观上说，社会成员大段时间的休假即所谓闲暇，无外乎出之于社会的劳动剩余。同时，在我们了解的多数社会中，其劳动剩余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是并不平均甚至有时是很不平均的。在我国现时的条件下，社会的劳动剩余以及它的分配形式，能否保证全体劳动者，或者缩小一点——多数劳动者，或者再缩小一点——多数雇佣劳动者都获得一段带薪年休假呢？

 结论是，尚未见有研究的结论。因此，暂未将带薪年休假作为强制性的法定休假，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