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1999年12月12日，东港市大东管理区永安街发生了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为尽快破案，东港市公安局在被害人家属同意后，于1999年12月13日通过东港市电视台发布了悬赏通告，其主要内容是：一、凡是提供线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属奖励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二、凡是提供线索公安机关通过侦察破获此案的，公安机关给予重奖；三、凡是提供有关枪支线索侦破此案的，公安机关给予重奖；四、凡是能提供线索破案的，即使与犯罪团伙有牵连也可以从轻或免予刑事责任；五、对提供线索者，公安机关一律严格保密。被害人家属已于1999年12月13日将用于奖励线索举报人的50万元人民币交给了东港市公安局。

　　原告鲁瑞庚看到这条悬赏通告后，于1999年12月19日向东港市公安局提供了一条线索。东港市公安局根据鲁瑞庚提供的线索，排查了大量的犯罪嫌疑人，并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在1999年12月25日得出结论，认定该线索确与“12??12”特大持枪杀人案有关，并决定按照悬赏通告的第二条奖励鲁瑞庚10万元人民币。鲁瑞庚在领取奖励时出具了收条。此后，公安机关经过一系列的侦察工作，于1999年12月26日零时采取行动，抓获了宋杰、黄河等犯罪嫌疑人。 2000年1月4日，犯罪嫌疑人曲有健在图门市投案自首。随后，另一名犯罪嫌疑人马松也在图门市被抓捕归案。

　　事后，原告向被告索要五十万元的悬赏报酬，但被告认为侦破“12??12”特大持枪杀人案的线索及证据，并不完全是原告提供的。原告对于被害人家属5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和公安局的破案奖励，两者只能得其一。由于被告已按通告的第二条奖励原告10万元人民币，原告就不应再要求获得被害人家属50万元人民币的奖励。于是原告鲁瑞庚向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东港市公安局按悬赏通告履行自己的义务，给付原告被害人家属奖励的五十万元人民币，同时赔偿精神损失费五万元。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本案。

　　二、诉讼争点

　　第一审法院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悬赏通告中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是区别破案线索的不同情况，对提供线索人给予不同数额报酬的声明，两者不能兼得。原告鲁瑞庚确实向东港市公安局提供了该案的重要线索，公安机关根据其提供的线索，经过侦察破获了此案。鲁瑞庚所提供的线索，符合悬赏通告中第二条的情形，故鲁瑞庚应按悬赏通告的第二条取得悬赏报酬。被告在抓捕前已经向原告给付了十万元人民币，即已经履行了悬赏通告上约定的义务，原告再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悬赏通告的第一条另兑现 50万元人民币奖励不能成立。据此，依据《民法通则》第84条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东港市公安局通过东港市电视台发布通告中的部分内容，属于悬赏广告。通告虽然是以东港市公安局的名义发布的，但由于悬赏给付的报酬，是由被害人家属提供的，通告中的悬赏行为，实际上是受被害人家属委托的行为。鲁瑞庚按悬赏通告的要求，向东港市公安局提供了其知道的重要线索，致使公安机关根据该线索及时破获了“12??12”特大持枪杀人案，即完成了悬赏通告所指定的行为。据此，鲁瑞庚就获得了取得被害人家属支付悬赏报酬的权利。但悬赏广告是按照举报的具体效果，规定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数额不同的奖励的，并未表示同一举报可以同时兼得其他奖励，因此原告不能获得重复奖励。另外，被告并未向社会公开原告的举报情况，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不予支持。二审法院依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款及《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撤销了丹东中原的一审判决，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剩余四十万元，同时驳回了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三、分析

　　本案涉及到了悬赏广告问题，由于现行的民事法律对于悬赏广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起争议。悬赏广告，即广告人以广告的方式发布声明，承诺对任何按照声明的条件完成指定事项的人给予约定的报酬。现行法律虽未明确对悬赏广告做出规定，但仍可根据《合同法》的相关制度得出其性质为合同的结论。依据《合同法》第15条第2款：“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视为要约。”，由于悬赏广告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完全可以类推出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实际上是一种要约。任何人按照广告公布的条件，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即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发出悬赏广告的人，则应该按照所发布广告的约定，向完成广告指定行为的人支付承诺的报酬。当事人完成广告制定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承诺，依据《合同法》第22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可见，悬赏广告中的承诺是一种较特殊的方式。《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据此，悬赏广告也是合同的一种。本案实际上就是合同之债引起的纠纷，鲁瑞庚作为债权人依据合同，即悬赏广告要求债务履行人履行合同的规定为给付之行为。对于这一点，二审法院予以明确的认可，一审法院遂对之采取回避态度，但从其判决上看，对本案为合同之债问题也是认可的。

　　本案的焦点并不在于对这条悬赏通告性质的确认，两审法院所适用的法律条款也并无不当之处，而关键是在悬赏广告中一二两条款的关系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诸项条款从内容上是相互排斥的，即他们规定了线索的不同给予方式以及不同的作用相对应的奖励方式。而二审法院则认为由于没有约定，对重复奖励是不能支持的。笔者对于两审法院的观点不敢苟同，我认为悬赏广告中的第一项条款与其他各项条款是互不相关的，彼此独立的，且广告中的内容十分明确，根本不需其它约定。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存在授权委托关系，我只能部分赞同，该关系只存在于悬赏广告中的第一项，“凡是提供线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属奖励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给付奖励的是被害人家属，而非被告东港市公安局。因此，被害人家属是该合同之债的债务人，公安局只是接受了债务人的委托。而悬赏广告中的其它条款均明确表述在其所述范围内的线索奖励的给付这位公安机关，如第2条“凡是提供线索公安机关通过侦察破获此案的，公安机关给予重奖”。可见，这些条款所体现的合同关系是公安机关与线索提供人之间的。东港市公安局在实施抓捕行动前向鲁瑞庚给付十万元人民币的行为，既履行了悬赏广告中第二项条款规定的义务。综上所述，该悬赏广告中实际上反映了两项合同之债，一项是属于受害人家属与线索提供人的，而另一项是属于线索提供人与东港市公安局之间的，两者之间并不排斥。在本案中，鲁瑞庚向被告东港市公安局提供了唯一、直接、真实、可靠的线索，且后者通过该线索经侦查破获了该案，既符合了悬赏广告中被害人家属给予奖励的条件，又符合了公安机关给予奖励的条件，确切讲是悬赏官告中的第2条。根据悬赏广告的约定，鲁瑞庚应被被害人家属给付五十万元人民币，同时接受东港市公安局的十万元给付，即获得双重奖励。由于被害人家属将该事项委托给了公安机关，且五十万元人民币在公安机关的管理之下，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公安机关应将这五十万元交予鲁瑞庚。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我赞成一二审法院的结论，即不能支持原告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但对二审法院的分析却不能认同，我认为不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因为难以在《民法通则》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找到支持该项诉求的依据。然而，被告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与原告因提供线索的事实被公开而承担了巨大压力的事实，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应对此承担过错责任。如果原告以被告违反悬赏广告中的第五条规定为由，要求被告依此承担违约责任，法院应予以支持。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的两审判决都存在着偏差，原告因提供线索的行为，按照悬赏广告的约定，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款即诚实信用原则，应获得被害人家属与东港市公安局总共六十万元的奖励。

　　　　　　　　　　　　　　　　　　　　　　　　　　　　　　　　　　　　　　　　　　　孙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