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小农经济相适应，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家国同构的社会范式。在这种社会范式下，人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视，远远胜过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使得伦理道德在社会精神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衡量一切事物或行为的准绳。可以说，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染上了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文章强调“载道”，音乐强调“教化”，史学强调“别善恶”等等，从这种意义上看，伦理道德确实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核心。  
    一、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规范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的总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派别都曾对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其中以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重要。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年，他特别向往西周时代的政治秩序，崇拜西周时代制礼作乐的典范人物，仰慕四周时代盛极一时的礼制和文化，并在继承西周时代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了第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体系，形成了相对系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这三个方面可以砚为其三基德或三母德。在此之外，孔子还提出了孝、悌、忠、恕、恭、敬、诚、信、刚、直等德目，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具体化。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他在《孟子·公孙丑下》中集中阐述了他的四母德：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种母德是与生俱来的，但他同时又强调，人们必须加强后天的自身修养，努力扩充四种母德，才能真正有所作为。“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可见后天修养是多么的重要。孟子将具体的人际关系归纳为“五伦”，即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其中前三者属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后两者则是家庭关系的放大或扩展。“五伦”中的每种社会角色都有着明确的行为规范：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这就是所谓的“五伦十教”。从孟子本人的观点来看，他对五种伦理关系中前后双方的要求是相互的，如“君不敬，则臣不忠”，“父不慈，则子不孝”等；但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其内容则逐渐被歪曲，成为前者对后者的单向约束，片面强调忠孝和恭顺，发展到后来，便形成了具有正统权威性的三纲伦理。

    “三纲”一词最早见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基义》。他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关系视作“王道之三纲”，明确规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和隶属关系。到了东汉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三纲’’有了更明确的表述：“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从此以后，“三纲”便成为封建伦理规范的最高法则，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有力的武器，同时也成为束缚人性的最大枷锁。儒家的伦理思想逐渐和封建政治合而为一，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伦理政治。与“三纲”之说紧密相连，董仲舒还提出了所谓“五常之道”。五常即五种道德规范，具体包括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虽然早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就曾被用作德目，但将五者相提并论则是从董仲舒开始的。董仲舒在孟子的四母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信”，形成了五母德，这无疑是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从“五伦十教”发展到“三纲五常”，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得到了强化，君、父一方的特殊权威得到了确认，而臣、子一方则不得不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这种不平等的伦理关系，是家族本位的道德观念的必然产物。

    儒家的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既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又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伦理道德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因素。

    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既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也就必然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尊崇的价值原则。在这种原则的作用下，中华民族形成了许许多多美好的品德。这些美德不仅为过去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力量，也将会为未来中华民族的腾飞发挥重要的作用。

    1．仁爱孝悌

    仁爱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而又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不管在哪个历史时期，也不管在官方还是在民间，人们都十分重视仁德的作用，仁德成了各个阶层所公认的最普遍的道德标准。从孔子的三母德，到孟子的四母德，再到董仲舒的五母德，都把“仁”列为众德之首。  《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仁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具体的道德实践中，仁又被赋予了丰富的道德内涵，表现为众多具体的德目。如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指的就是恭、宽、信、敏、惠。

    在仁的丰富道德内涵中，其核心是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孔子看来，对人有爱心，是一切美好品德的开端。不过，由于孔子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去讲仁爱，总是将仁爱思想和等级制度结合起来，因而，他心目中的仁爱带有一定的等级观念。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并把它推广开来，淡化了孔子仁爱思想的等级色彩，而融进了较为浓厚的平等意识。发展到后来，儒家思想的继承者明确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道德主张，进一步将仁爱之心推广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与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儒家的仁爱思想呈现出由己推人、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特点。家庭是一切社会组织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儒家所倡导的“孝悌”之道。《论语·学而》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仁爱的基础，君子就是要树立这个基础，基础树立了，大道也就会随之产生。《论语·学而》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对近亲有孝悌之心，才能进而泛爱众人，这就是由内而外的仁爱之心。《孟子·尽心上》也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认为，子女对父兄的敬爱之情是出于天生的善性，对这种善性要发扬光大，由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也”(《孟子·梁惠王上》)，只要将对亲人的仁爱之心加以推广，就可以达到社会稳定，天下太平。所以，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亲亲”是一个重要的基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由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护万物，这是儒家推广仁爱之心的典型步骤。

    墨家也提倡仁爱，但与儒家不同的是，墨家提倡的是一种不分远近先后的“兼爱”。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兼爱的要求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的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尽管儒墨两家的仁爱思想不尽相同，但在“仁者爱人”这一根本观点上是相一致的，他们对弘扬中华民族的仁爱美德都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这两家之外，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丰富和实践这种美德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甚至为了维护这种美德而“杀身以成仁”。直到今天，这种美好品德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

    2．重义轻利

    义利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有关这个问题的“义利之辨”一直为人们所重视，甚至被推崇为治学的开端。如刘宗周《人谱类记》就说：“学莫先于义利之辨。”

 　　“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行而宜之谓之义。”(韩愈《原道》)“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综合这几种解释可以看出，义的基本含义是应该、合宜．具体所指是行为要合宜，要说应该说的话，要做应该做的事。

    显然，义是一种行为原则，这种原则表现在内心是对欲望的控制，表现在外部是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要求。孟子则更强调“义”的外部作用，认为“义，外也，非内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义是衡量人的各种外部表现的价值尺度，仁则是判断人们有无爱心的道德标准；仁主内，义主外，仁、义相互结合，才是心灵美和行为美的完美表现。董仲舒对仁、义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他认为，义与仁是不同的道德规范，仁重在对他人，义重在对自我。他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这就是说，义是适宜于匡正自己思想行为的道德规范，它着重于对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这种解释，体现了儒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道德观念。

    儒家学者对“义”进行评价时，往往把“利”作为它的对立面，在义利之辨中反映出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利”就是物质利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必须以义为前提，“利”合于义则取之，违于义则去之。“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所以，“见利”必须“思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只要是不义之利，无论大小，都不能取与。先秦儒家还把义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荣与辱的重要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君子思义而不虑利，小人贪利而不顾义。”(《淮南子·缪称训》)君子看重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小人看重的则是个人的利害得失，重义者荣，重利者辱。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在《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中明确辨析了义利对自身滋养的轻重之别：“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董仲舒承认义与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但义是用来滋养心灵的，而利是用来保养肉体的；心灵比肉体更重要，所以义对人的滋养价值远远超过了利。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的宋明理学，便产生了天理人欲的大辩论。  

    当然，儒家的义利观为了强调义的重要性，而过分地抑制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倾向曾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过不良影响。但是，如果剔除其中的消极因素，从中提取其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合理内涵，就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崇尚道义、不重私利的传统美德。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便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

    3．谦和礼让

    中国是享誉世界的“礼仪之邦”，“礼”是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美德之一。“礼”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指整个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伦理秩序，叫礼制；可以指整个社会的一种道德规范，叫礼让；可以指具体的礼节仪式，叫礼仪；可以指个人在待人接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叫礼貌。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礼的作用，把礼看做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礼不仅是国家的基石，而且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记·冠义》把礼当做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论语·季氏》则说：“不学礼，无以立。”《诗经》的话更是一针见血：“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正因为礼对个人的成长如此重要，所以孔子对世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当然，孔子所讲的礼，还不是纯道德意义上的礼，而是贵族阶级内部的秩序和等级关系。到了战国末期，荀子强调“隆礼尊贤”，其中的礼就已经属于道德修养的范畴了。《荀子·修身》说：“礼者，所以正身也。”我们今天所要继承的礼，不是作为维系某种社会等级制度的礼，而是作为一种美好道德品质的礼。

    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主要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左传·隐公十五年》)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遇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谦让其次表现为对人的恭敬，尊敬他人，理解他人，看到他人的长处，虚心向他人学习，是促使自己走向成功的重要方面。《左传·僖公十一年》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可见，对人恭敬，是礼仪得以实施的关键。谦让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德，谦让的结果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与和谐，而“和”正是儒家所致力追求的理想境界。《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由礼让而达到人世间的和谐安定，反映了作为精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规范的巨大社会作用。

    4．真诚有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所极力推崇的美好品德之一。“诚”有多种含义，如诚实、诚恳、忠诚等，但其核心意义是真实而不虚妄。诚是作用于人的内心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能够保守内心的本真，真实表露自己的心声，丝毫不加任何的掩饰，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大字》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只有首先不欺骗自己，达到内心的真诚，才不至于去欺骗别人。诚的最高境界是“真”。《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是道家表示自然本体的重要范畴，特指那种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本真。人的精诚发展到极致，就可以达到本真的状态。本真存于内心，神态显露于外，这种内与外的高度统一，是最为可贵的。

    与诚密切相关的是“信”。“信”也有真实的意思，如《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其中的“信”就是指的言语真实。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信有两层含义，一是讲信用，一是信任。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只有自己讲信用，别人才会信任你。信来源于诚，诚是信的基础。张载说：“诚故信。”(《张载集·正蒙·天道》)陆九渊也说：“诚实无伪，斯可谓之忠信矣。”信与诚相比，一个重在外部的言行，一个重在内心的态度，这就好比仁与义的关系一样。孔子非常重视信的作用，并把它与仁、义相提并论。《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说，信接近于义，所说的话就可以兑现。孔子把信当做重要的交友原则，要求与朋友交往应该“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他时刻反省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还把信当做治国理民的必备条件，在“食”、“兵”和“信”三者当中，如果不得已要去掉一个，首先要去掉“兵”，其次去掉“食”，惟独“信”是不能去掉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如果为政者不讲信用，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也就难以生存。因而，孔子感叹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孟子也十分重视信，并把“朋友有信”作为自己的一种社会理想，。董仲舒则把信列为“五常”之一，与仁义礼智相并列。经过儒家及其他各家的反复提倡，真诚有信这种道德规范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民族所普遍尊崇的美德。

    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丰富多样的，除了上面所分析的四种之外，还有智勇、自强、好学、勤俭、质朴等，这些美德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三、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

    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和传统美德，在加强个人修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培养出了无数被历代奉为楷模的贤良之士，塑造了为广大人民所共同追求的理想人格。尽管不同学派对理想人格的诠释不尽相同，但他们大都抱着积极向上的态度去阐发自己的人格理想，为世人树立可供效法的典范。其中以儒家的理想人格对世人的影响最大，基本上包括了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主要内涵。

    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格是圣贤。圣贤包括两个层次的人格追求，即圣和贤。圣指圣王，主要是最高统治者所追求的人格目标，其典范人物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被其后的儒家奉为“无冕之王”，所以也被加入圣人之列。贤指道德修养较高的人，是一般士大夫和普通百姓所追求的人格目标，其典范人物众多，几乎每个时代都树立过这方面的榜样，就像文天祥《正气歌》中所列举的那样：“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吴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文山全集》卷四十)圣与贤主要是从社会地位方面所作的划分，就其道德修养来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由于圣王是一般人所难以企及的，所以儒家的理想人格更侧重于适合广大民众的贤人。

    贤人在儒家经典中通常是用“君子”一词来表示的。《论语》使用“君子”一词多达107次，其中除少数指身居高位的人外，绝大多数都是指道德修养较高的贤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孟从不同的角度对君子的道德修养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君子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秀的个人素养，这首先表现为君子对仁义发自内心的向往。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君子心中时刻装着仁和礼，所以他的言行举止才会与常人不同。心中装着仁，就会以爱心待人；心中装着礼，做事就会合乎道义。其中仁是君子之所以称为君子的根本标志。“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除了有仁和礼之外，还要有智有勇，有信有义。“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君子能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君子乐于“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只担心自己没有能力，而不担心别人不理解自己；即使别人不理解自己，也不会怨恨对方。君子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团结他人而不结党营私。君子不怕穷困，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固守节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室，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颜乐处后来成为安贫乐道的代名词，反映了君子注重精神享受，以道德修养所带来的内心愉悦为最大快乐的精神境界。孟子所说的“大丈夫”实际上也是君子形象的写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君子就能够“临大节而不可夺”(《论语·泰伯》)。为了保全自己的完美人格，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种高尚气节是为世人所崇敬的。

    为了把君子塑造为众人切实可行的效法榜样，儒家还特别强调君子本来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即使像舜那样的圣王，也同样是人：“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者何?如舜而已矣。”(《孟子·离娄下》)既然舜也是人，那么，他作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就不是完全不可企及的，这就激励世人积极进取，朝着理想人格努力奋斗。在历史上，无数贤良之士、民族英雄，都是在这种理想人格的鼓舞下成长起来的。在今天，我们将儒家的理想人格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就可以塑造出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理想人格，从而为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赋予新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