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的一个炎热下午，一对当着教员的夫妇来拜访我，向我提出了两个要求；第一，要我为一本新杂志写关于印度的文章并捐钱，那杂志名字叫“大道”，是专门研究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问题的；第二，要我去租用一家小型的西餐室，以便在那地方给鲁迅举行五十岁寿辰庆宴。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有些中国人称他为‘中国高尔基”，可是，依我看来，他实在是中国的伏尔泰（Voltaire）。
    对于第一个请求，我立刻就答应了，但是第二个请求却正装满着危险，因为那天被请的一百个左右的男女正是“危险分子”的代表人物。我的朋友于是向我保证，说所有的客人都将口头邀请，并发誓保守秘密，同时，在领向餐室去的各马路交叉口将会有“哨岗”布置着。
    在庆贺生日的那一天下午，我便和两个朋友站立在法租界一家小型的荷兰餐室的花园门口。在我们所站立着的地方，我们能很清楚地把这条长街全看在眼里，客人们将通过这条路来到这餐室。在我面前马路交叉地方，我看见有个穿着长袍的中国人，似乎正在等候公共汽车，而另一个中国人则坐在附近的一个商店的门槛上。
    鲁迅，带着他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很早就到了，于是我便第一次的见到了他——一位在以后所有年月中成为我在中国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是短小而纤弱的，穿着一件乳白色的长衫，软底的中国式的鞋子。他没有戴帽，剪得短短的头发，象一把刷子似的直立着，在结构上，他的脸和普通中国人的脸并不两样，可是他在我的记忆中，却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能语语动人心弦的脸。一种富有生命的智慧和先知正从这上面流露出来。他不会说英语，可是，很能说德文，所以我们便用德文交谈。他的举止，他的语言，以及他的每一姿态，都放射出那种为最完整的人格所独有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和谐的魔力。我忽然感觉到自己象一个呆子一样的局促不安和粗野笨拙了。
    客人们几乎立刻便川流不息地到来，鲁迅这时就回花园里。我不断地转身去看他，为他那不时摆动着的纤弱的手所吸引。
    当客人们一个个走过时，我的两个朋友便向我讲解，说：这些客人包括作家、大学教授、学生、演员、记者、研究工作者和二位上流人士。这最后二人，他们的所以光临，并不是由于他们分担着鲁迅的信仰，而是为了他们对鲁迅的完整、勇气和学问的赞仰。
    这是一个复杂而令人兴奋的集会——一个知识分子革命的先锋队伍。第一个被介绍的小组，各人穿着得都很褴楼，显然还是在半饥饿状态中。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式的现代美学派的剧团，正努力设法演出王尔德的“沙乐美” 和“少奶奶的扇子”之类的剧本。另外一组样子比较丰盛，他们是复旦大学的学生：由洪深教授率领。他们曾演出了一些易卜生的剧本，和一二出他们教授所撰写的戏，洪深同时还是中国首创拍摄电影的一家公司的导演。第三个话剧团体是由一些年青左倾的演员、作家、译述者所组成。他们演出了一些罗曼罗兰、乌普登、辛克莱、高尔基，和雷马克的剧本。后来他们又曾演出“卡门”，可是在演出三场之后，竟受到了警察的突袭、好些人被捕，于是被迫停演，夹在观众中的侦探们不欢喜那最后的一景，唐·裘思把卡门刺死的一景：因为卡门把她的指环掷还给她已丢弃的爱人时，她所说的话，使他们想到国共分裂那件事上去了！
    从我所站着的门口看去，我看见有些人正在走向我们这地方来。一个瘦长的青年人，急速奔跑着；同时还不断地向背后张望：很明显的他是一个学生，当他经过我们时，我的朋友便告诉我他是“上海报”的编辑，那报纸是一张共产党出版的地下报纸，正在这城市中进行新闻界中的游击战，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个人，他的西服已很旧，头发也很蓬乱。他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已经被拘禁了好几个月了，他被怀疑为中国红军后援会的代表人物；这罪状倒是真实的，可是钱的能力更为张大。他的家庭花了一大笔钱，方把这被捕者用贿赂买了出来。
    花园中已经挤满了人，不再有客人来了，不过我的朋友和我仍站在外边守望着。当暮色开始下降时，一半客人已经走掉。另一些人走来代替我们放哨，于是我们便和其他的客人走到餐室里面去。
    晚餐过后，演说开始。我的一个朋友便给我当译员。荷兰餐室的老板并不懂中国话，所以他并不使我们感到麻烦，可是那些中国侍者却立在一旁全神贯注的倾听着。当那个头发蓬乱的人报告监狱中的情况时，我们注意着那些仆役们的每一个动作。他之后发言的便是《上海报》的编辑，从他的报告中，我第一次听到了红军如何生长和农民们“秋收暴动”等事实的真相，这些农民们和地主们展开战斗，然后小溪汇入巨川似的大批大批地参加了红军。
    接着，一位身材矮短而强壮，头发剪得很短的女子站起来，向大家指出发展普罗文学的需要，当演说结束时，她向鲁迅呼吁，希望他做左翼作家联盟及左翼艺术家联盟的保护者和盟主。发起这些团体的小组，后来结了中国文化同盟。
    从头至尾，鲁迅一直小心的倾听着，每当有一新的演说者发言，他的注意便立刻转向于他，在所有这些时光中，他的食指便一直抚弄着他茶杯的边沿。一切都结束时，他便站起来冷静地说话了。他告诉大家作为他生活内容的半世纪以来思想上的骚动一支中国的故事发掘出来了。
    他出生在清代农村中一家贫苦的书香人家。在一个封建环境中长大。在那环境中，1911年革命之前的那种现代思想已经在缓慢地渗透出来了。他没钱去西洋留学，所以他便去了日本。对中国的民族运动很同情。他学会过近代的医学，可是也读了托尔斯泰著作的第一个日译本。是托尔斯泰介绍了他一些社会思想，并使他认识了现代文学的力量。
    他曾回到中国行过医，可是正同西洋的许多医生一样，他不久便发现大部分的疾病都根于贫穷和与贫穷俱来的愚蠢之中，只有富的人方能获得医药治疗。于是，由于俄国古典作家的影响，他便转向文学，把它作为向封建思想斗争的武器，开始照着俄国古典作品的风格，写一些短篇小说，渐渐地便把行医的事业完全放弃了。在中国文艺复兴的那段时间中，他便在北京当文学教授，那时的北京是新思潮的诞生地。
    在以后的几年中，他更研究德文和俄文，并曾译了一些俄国的小说和论文。他说，他的目的是介绍给中国青年一些现代社会文学中最精彩的作品，他也曾开始收集西洋古典和现代的绘画，以及雕刻艺术的代表作品。并曾为青年的艺术家出版过一些画册。
    他说，他现在被人要求出来领导普罗文学运动，并且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坚决请求他作一个普罗作家。他若真装做一个普罗作家的话，那将是非常幼稚可笑的事。他是根植在农村中、农民中，以及书生生活中的一个人，他也不相信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过工人和农民们的生活、希望和痛苦，便能产生普罗文学。创作只能从中跃出来，并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
    可是不管这一切，他将继续把西洋文学及艺术中最优秀的作品搬置到中国青年的面前。他是愿意去帮助和领导中国的青年的，或是，正象旁人所请求的那样，作他们的盟主。可是，谁保护他们呢？即使是最温和的社会文学也被当作罪恶。在这种统治下，谁还能保护他人呢？作为一个盟主，他督促青年知识分子去和工人农民共享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生活中提取材料，从西洋的文学和艺术中学取形式。
    不久，我的生活便和鲁迅以及茅盾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了。茅盾是鲁迅最近的一个同伴，中国的一个有名望的小说家。我们三人合力编印了一册德国民间艺术家凯绥·河勒惠支的版画。并时时为西洋各国的出版物写文章，控诉压迫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动政治。茅盾和我会常常在某个街角会晤，然后，仔细地巡视了一番鲁迅所住的那条街道后，进人他的住屋，和他共同消磨一个晚上。我们从附近的菜馆中点菜来一同进餐，一谈便是好几个钟头。我们三人中没一个人是共产党员，可是我们都认为：能把帮助并支持给与那些为穷人的解放而斗争和牺牲的人，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鲁迅所占有的光荣地位是古老的。他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导师” 或“盟主”。批评他们的写作，鼓励他们。在他所出版的杂志中，他的名字总是占着第一位。
    他常告诉我说：他预备写一本以他生活做根据的历史小说，可是他那国家中翻卷着的社会反动使他似乎已无余暇来从事这项工作了。他对于“屠杀无辜” 和“践踏人权”的仇恨是那么深刻，以致不久之后他把他的笔只当成一种武器——简直是一支匕首——用来批评政治。
    在所有中国的作家中，他恐怕是最和中国的历史、文学和文化错综复杂地连结在一起的人了c他的政治批评中，有几篇几乎是无法译成英文。因为，由于不可能公开地攻击反动政治，他的作品常是用古代中国最黑暗时期的人物、事迹和思想来影射的镶嵌品。每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他是在把当今的专制政治和古代的作比拟。通过这些政治批评，畅流着中国的和西方的二支文化巨流，它们的风格简直和雕刻一样优美。一本接一本的他把文艺杂志介绍给公众，一本接一本的这些杂志都遭到了摧残。他的这些结实优雅的介绍象骄傲的旗帜似的飘扬着。他认为思想自由和发表自由是人类全部成就的中心要素。他作品的风格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所以即使用了伪名也无法为他掩护，检查官常把他的文章删改得体无完肤，使它们不能再有任何意义。和他有联系的作家、编辑、艺术家开始一点影踪也不留的失踪了；是他自己的高龄和声望使他免于被捕。一连有好几年，只有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能把他的作品未遭删改地刊印出来，在日本的知识分子中，他是最享盛名和最受人尊敬的中国作家。
    鲁迅追随者的失踪和死亡象毒品一样的腐蚀着鲁迅的身体和心灵，他开始为疾病所侵害了。有时他病得无法起床。他觉得他的心脏正在日渐衰弱，他同意延请上海最优良的外国医生来诊治。检查过后，那医生把我拉往一旁，告诉我说：“他将因肺病而死，只有在凉快干燥的气候中作长期的休养，方能把这疾病阻止。” 那医生又说：“可是他一定不会听从我的建议的。这种老派愚蠢的中国人不信任新式的医药！”
    鲁迅的确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可是绝不是由于老派或愚蠢。“你要我躺在床上躺一年，而任凭他人去斗争和牺牲！”他谴责似地问我们。当我们回答了他这一类的理由时，他又要我们不要忘了他的贫穷。可是当我们提议为他筹集需用的款项时，他还是坚决地拒绝。高尔基曾邀请他去苏联住二年，作他私人的宾客，可是他并不愿意去。他说：这样做的话，国民党一定会向全中国狂叫，说他收受“莫斯科的卢布”。
    “不管怎样，他们总是那样说的！”我争辩着。
    “他们不敢！”他大声地说。“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在说谎！无论如何，中国需要我。我不能走。”
    我们不断地向他劝说，可是毫无用处，“没有人应该逃避广他说，“必须有人出来坚持战斗”。
    1930年的末尾，我去菲律宾休息了几个星期。在我上船的前夕，鲁迅和三个青年作家来拜访我，共同消磨了一个黄昏。其中有一个以前曾当过教员，名叫柔石，恐是鲁迅的朋友和学生中最能干的最受他爱护的了。当我在1931年3月回到上海的时候，我的秘书冯达（译音）在遇到我时便告诉我一个消息，二十四个青年作家、演员和艺术家已经被捕，且已被杀，在2月ZI日的晚上，（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内是2月7日夜或8日晨——译者注）他们在监狱中被提出来，被迫为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被枪毙了。有几个是被活埋在土里的。其中一人，便是柔石。
    我立刻赶到鲁迅家中去，发现他正在他的书室中，面色灰暗，满腮胡髭，他的头发很是散乱，两颊深陷，一双眼睛中发着高热的光。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一种可怖的仇恨。
    “这便是我在那晚上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并递给我一篇文稿，上面写满了他那雕刻的草体字。“我称它为‘写于深夜里’，把它译成英文设法在国外刊出吧。”
    在他告诉了我那篇文章的用意后，我便警告他说：“如若刊印出来，你的生命一定便会有危险。”
    “这有什么关系？”他激愤地说，“必须有人出来说话啊！”
    在我离开他家之前，他和我一同起草了一份宣言，向西洋各国的知识分子控诉在中国发生的对作家和艺术家的屠杀。我把那宣言拿到茅盾那边。他把它修改了一下，然后同我把它译成英文c由于这一篇宣言，从国外传来了第一声抗议。五十多个美国的领袖作家，一致抗议对中国作家的屠杀。国民党当局很是吃惊，西洋各国也在非难他们了！
    鲁迅的那篇文章，“写于深夜里”，即使是在外国也未能刊登出来，我手头现在仍保留着那篇文章。在所有我在中国看到的作品中，这一篇东西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他是一种激动的呼喊，是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夜晚中写成的。它说：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画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
    所谓“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他是指的中国人丧葬时烧纸给死者的灵魂的那种习俗。他接着便谈到那帧木刻“牺牲”，一幅珂勒惠支的作品。画中显示出一个瘦弱的母亲，正在交出她那垂死的孩子——一种平民百姓向死亡所交出的贡品——他把这孩子当作那村四个被难者的象征。接下去那文章说：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因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临刑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轻的时候，常听到这种故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但现据我看来，古代帝王能给这种允许便证明了他们还有勇气，对自己的力量还有自信，这种设施似乎还包含着相当的仁慈，对于那些被判死罪的人还是一种恩惠。”
    接着，他便把那匕首刺向洋洋自得的铢堂。后者在林语堂博士主编的“宇宙风”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曾大胆地说：“对于死回的喝采和同情，‘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因为‘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鲁迅用尖锐的讽刺回答了他，然后又谈到屠杀的暴虐，他写道：
    “今天当我听到一个朋友或是一个学生的死讯时，并得悉并无人知道他们如何被害的详细情形时，我发现我的悲痛要比得悉他们如何被杀的全部详情时更要深重，我能够想象那种可怖的孤独，如何侵袭着那些囚徒。他们是被屠夫们在狭小的暗室中杀死的。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时，读到‘地狱’篇，就惊异于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在那篇文章的末尾，他附了一封可能正是从地狱中走漏出来的来信。那信件来自一个十八岁的囚徒。他，连同二个学生，从上海的一所大学中被拖出来，说他们是共产主义的信徒，因为他们都属于一个鲁迅所发起的研究木刻的团体。他们犯罪的证据便是被搜得的一帧卢那察尔斯基的木刻像。根据一种荒谬的推论，木刻是被当作共产主义的东西。不敢抓鲁迅，政府便逮捕他的学生。
    这孩子寄自牢狱的那封信是以“亲爱导师” 作开端的，接着他便报告了他在受刑场中所身历的故事，从他被捕的日子起，一直到那晚上他贿赂了一个守卫，把这信送给鲁迅为止。这信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农民所遭受的酷刑，那人被控为一个红军的指挥官，钉子敲进了他的手指甲，他默默地跪着，他的脸象泥土一样，血正从每一个手指头滴落。
    “我亲爱的导师，当我想到他时，我的心便冻住了。”那信这样的呼喊着。
    当茅盾和我翻译到这个地方时，他停下了手低声地说道：“真是写于深夜里的东西。”
    “是的，正是深夜”，我说。
     （选自1950年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人民之友》一书）
    自学提示
    （1）这是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写的一篇人物特写。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华居住多年，曾与鲁迅长期交往，所以能深刻写出鲁迅精神，使此文成为新闻名篇。
    （2）联系作品简要分析鲁迅爱憎分明的性格特征。
    （3）此文从具体到一般，再到具体。认知这种写法有助于引导读者全面、深刻认识鲁迅。
    （4）找出文中人物外貌描写的地方，简要说明这些描写对表现人物的作用。